如何将中国制造优势转化为全球共享机遇？
导 读 近期以来，世界如何重新理解中国制造业升级，再度成为国际经济政策讨论的焦点。中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工程师红利、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市场形成的竞争优势，本质上是市场机制与要素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外部需求走弱、保护主义上升、议题安全化的环境下，低价竞争、产能外溢与贸易失衡也可能放大伙伴国的关切。 正如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强总理所强调的，中国发展更应被视为“中国机遇”。真正关键的，不是回避竞争，而是把竞争转化为分工与共享，即扩大内需、增加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出海，传递绿色、创新理念。若能把产业优势嵌入合作共赢的制度安排，中国机遇便不止于输出商品，更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与稳定复苏的重要支撑。 文|沈建光 首发于《FT中文网》（9月16日） 近期以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崛起对其他国家经济冲击的观点重新成为热点议题。然而，正如笔者今年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李强总理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的，中国的发展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机遇”。客观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突破，已经通过低成本要素和人才红利为世界带来中国机遇；但是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尤其是舆论环境中，中国如何从“讲好中国故事”出发，在政策和和行动上合理解决许多贸易伙伴的诉求，秉持合作共赢理念，通过“扩大内需、增加服务业开放、推动企业出海、传递绿色、创新发展理念”等多管齐下的战略转型，则有望把当下对“中国冲击”的关切，塑造成共享发展的“中国机遇“，真正落实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冲击论”的四个版本 回顾近二十年来海外学术界与政策界对中国经济崛起造成冲击的叙事，其核心逻辑经历了个从低端就业、高端产业到全球南方“空间挤压”的演进过程。 中国冲击1.0版萌芽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13年，经济学家David Autor等发表了关于“中国综合症”（TheChina Syndrome）的研究，指出中国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规模涌入，导致欧美传统工业区制造业工厂倒闭、蓝领工人失业以及社区长期衰退。后续的系列研究还认为，受到冲击的地区还出现了工资、劳动参与率、婚姻家庭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后果。总体而言，中国冲击1.0版本的的讨论主要聚焦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发达国家低技能就业的局部替代及后续影响。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叙事重点转向了高端制造——“中国冲击2.0”。2020年以后，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以及高端装备的迅猛扩张，引发了美欧传统工业强国的担忧甚至恐慌。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Autor等学者在《纽约时报》撰文把“中国冲击”的概念进一步拓展到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经济学家Brad Setser等提出的中国“产能过剩”论影响同样很大。总体而言，中国向世界输出高端的廉价商品，不仅仅造成新的就业冲击，扰乱全球贸易秩序，还可能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等言论成为学术和舆论界的热点话题。 中国冲击论的3.0版本则转向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视角。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高级研究员ArvindSubramanian等研究者近期提出，“许多贫穷国家担心中国的经济崛起将不给其工业化留下空间”。因为中国在“主导了制造业的新制高点——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电池、无人机”的同时，“并未放弃那些它和其他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曾经摆脱贫困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实际上，中国正试图实现经济理论所说任何国家都不应做到的事：在几乎所有领域保持比较优势”。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意味着更穷的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的部分国家等）失去了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工业化的机会。 最新的中国冲击4.0版则是美国前劳工部助理部长MartyManley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公司可能“错误的”“投资于昂贵、封闭、专有的推理”，但是中国科技企业及开源社区通过高效率、低成本的开源AI模型，使得AI“大宗商品化（Commoditization）”。若需求最终转向中国，美国这个“人工智能占资本投资40%、股市占45%的经济体”，可能受到重大威胁。 如何看待“中国冲击论”？ 笔者以为，对“中国冲击论”需要秉持辩证与理性观之。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是市场机制运行的正常结果——中国冲击论的不少观点有失偏颇。比如，中国有大量工资仍然低廉、吃苦耐劳的工人，勤奋聪明的工程师，大规模基础建设的超常规发展，这些因素都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份额上升的关键支撑。 同时，中国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也个重要因素。中国是幅员辽阔、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要素禀赋差异很大。对小型经济体而言，一旦工资水平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可能按照“雁型模式”转移出去；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东部地区发展之后，中西部地区仍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